郑板桥三俗
在江南民间,有3个画家的名气特别大。一个是唐伯虎,简直是“风流才子”的代名词。据说他有一方印: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。近来有人考证,认为是后人作伪,这是可能的。但考证到最后落实为这么个意思——唐伯虎一生坎坷,想风流也风流不起来——就有点缺乏说服力了。在我的印象里,才子越坎坷,也就越风流。风流或许不是他的本性,但是他的破愁解闷泄愤脱身也不无自暴自弃和自欺欺人的生活方式。一个是徐文长,不知何故被叫做“恶讼师”,几乎是恶的象征。只是这恶恶得不恶心,透着股机智劲,老百姓讲起徐文长,更多的还是欣赏。一个就是郑板桥,“怪”的别称。郑板桥也有不少民间故事——老百姓觉得他“怪”,就编出了许多“怪”故事往他头上一套——其实是消遣消遣郑板桥。老百姓个个自比唐僧,高兴不高兴的,就把孙猴子拉出来,念上几回咒,相视一笑。当不得真的。才子玩“风流”,玩“恶”,玩“怪”,老百姓玩才子,这也是生物链。
但为什么会觉得郑板桥“怪”呢?我想可能是受了“扬州八怪”这一称谓的先入为主的影响。
但“扬州八怪”济济一堂,又为什么让郑板桥独占鳌头?因为郑板桥的作品在我看来恰恰不“怪”,而是“俗”!是“俗”让郑板桥独占鳌头。俗了,大伙儿也就容易理解。把人做俗了事儿就好办,活儿也好干。
接下来的问题是边寿民的芦雁也俗得很,大伙儿也很容易理解,那为什么不把“怪”故事往他头上套呢?主要原因是边寿民没做过官,郑板桥做过官。做过官的才子在老百姓眼里自然要比没做过官的才子好玩——做了官事多,老百姓有猜想,也有说头。
这是我对民间流传郑板桥之“怪”的原因的猜想,也是这篇文章的说头吧。
人称郑板桥诗画书三绝,我看是诗画书三俗。
先看他的诗。郑板桥在“前刻诗序”中说:“余诗格卑卑,七律尤多放翁习气。”这是两个问题,诗格和具体的写作。但也是一个问题,具体的写作决定了诗格的高下。郑板桥是个聪明人,他知道凡艺术创作一有习气,格就卑卑了。郑板桥不但是七律有习气,他的诗词都有习气,只是在我看来,这习气不一定就是放翁习气。放翁习气是下笔漫漶,而心境上不忘慷慨。其实下笔漫漶,东坡也是如此,只是东坡的心境不忘洒脱。境由心造,心由人生,只要放不下,丢不开,就是习气了。郑板桥仅仅得了放翁的一半习气,只是下笔漫漶。郑板桥在心境上是不忘尖酸。尖为了刺人,酸为了自慰。尖酸是他人与自我都不能忘,当然就俗了,也就是卑卑。
郑板桥的画,像是“诗格卑卑”的“图解”。郑板桥画竹画兰画石头,最著名的是竹。最俗的也是竹——他的墨竹,千篇一律,变化甚少,一缺乏变化,习气自然气冲冲地来了。像是作坊里的产物。金农的竹,就比他有味道。金农是写影写神,郑板桥是画形画态。金农写竹如摹魏碑,魏碑本是个俗物,只是文人一摹就雅了;郑板桥画竹似临晋帖,晋帖本是个雅器,只是文人一临就俗物了。晋帖是灵魂的风声,听得见,摸不着。横空出世的王羲之不知害了多少人。竹是兰亭,临不好就俗;兰亭是竹,画不好就俗。有俗心的郑板桥再加上手上功夫差点,画竹不俗才怪呢。郑板桥的手上功夫,生不过金农,熟不过李(鱼旁加单),半生不熟,只得俗了。俗是一种尴尬。
郑板桥的书,六分半,乱石铺街,写好了,像故宫博物院,琳琅满目又百年孤独;写坏了,像潘家园,乱七八糟只喧哗与骚动。只是郑板桥写坏的时候多——他的书法,是隶的赝品,楷的赝品,行的赝品,草的赝品。赝品的品质,第一是假,第二就是俗。
俗人这么多,为什么老百姓独爱郑板桥——郑板桥是近300年来最后活在老百姓舌头上的艺术家了,任伯年、吴昌硕也俗在江南,就没有这等口福——是因为郑板桥俗成了俗套(他的墨竹与他的六分半书),俗成了俗话(难得糊涂),俗成了俗人(朦朦胧胧的丝质灯罩下闪烁其辞着人性的光芒)。诗画书三俗,不难,难在郑板桥用三俗修炼——终于修炼成一个俗人。俗人的许多话,雅人是说不出的。郑板桥在“后刻诗序”中言道:板桥诗刻止于此矣,死后如有托名翻板,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,改窜烂入,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!
这样的话,金农是说不出的。金农一心想做雅人。
我说郑板桥诗画书三俗,实是说他的好。郑板桥是敏感的,清代以来,文人做雅已是一件可笑的事了,俗倒是得风气之先。卑卑小人,不俗何为?“人迹板桥霜”,板桥上早已没有人迹,那就做条板凳吧,你想怎么的就怎么的,坐在板凳上扳扳脚丫,喝一杯浊酒,扛上板凳听戏去……我说郑板桥三俗,也无非戏言而已,三俗是文化,我们不是常讲民俗习俗风俗吗?郑板桥的三俗是亚文化,三俗这么一亚,就亚出“怪”来了。